姑姑

姑姑：張愛玲在上海最後的牽掛

撰文鄭遠濤（MSN及郵箱silzheng@hotmail.com）

張愛玲一生最信任的朋友是宋淇、鄺文美夫婦，她將自己的所有財產遺贈留給他倆。對於她最親近的親人——姑姑張茂淵，張愛玲則在回憶錄《對照記》中寫下簡短而深情的紀念文字。姑姑晚年寫給張愛玲的數十封信（其中近30封是姑姑的親筆信，50余封是姑父李開第撰寫或代筆）目前保存在宋氏夫婦的兒子宋以朗家裏，見證著她與侄女亦親亦友的紐帶。不久前，我有幸到香港加多利山拜會張愛玲的文學遺產執行人宋以朗先生，讀到這些珍貴的書信原件。

張愛玲童年父母失和，母親藉口姑姑出國留學需女伴監護，一同飄萍海外。離婚後，張母再度遠赴歐洲，少女張愛玲跟著再婚的父親與繼母生活，日常都是姑姑從旁照應，儼如代母。張愛玲入香港大學念書時，她母親和姑姑委託老友李開第作少女的監護人。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港大停辦，張愛玲輟學返回上海以寫作為生，與姑姑合租法租界愛丁頓公寓（今常德公寓），在那裏經歷她的文學全盛期，並與胡蘭成熱戀。同為女性，又是長輩的姑姑，當時或曾多次與愛玲促膝長談私密的話題。

1952年，張愛玲以前往香港大學繼續學業為理由，離開上海去香港。其時大陸已掀起過數次政治運動，為避禍，姑姑與愛玲約定不再通訊。但是親人的命運怎能不掛慮？張愛玲的遺物中，有她為著書、旅行等重要事宜求籤所得的多張簽語，其一有宋鄺文美的小字旁注：“姑姑應否來港？”宋以朗推測，可能在1952-1955年居港期間，張愛玲一度想安排姑姑來香港團聚。新發現的散文<重訪邊城>裏，張這樣寫自己1961年從美國返香港暫居的所見所感：“滿城的霓虹燈混合成昏紅的夜色，地平線外似有山外山遙遙起伏，大陸橫躺在那裏，聽得見它的呼吸。”去國鄉愁，盡現筆端。

然而張愛玲至終沒有回大陸，再見自己的至親一面。親人對她的思念只能貫注於字裏行間。在宋寓陳設簡樸、書香滿溢的廳堂裏，宋以朗帶我到鐵餐桌旁坐下。他翻開厚厚的文件夾，按時序排列的信箋，連信封逐一夾在透明薄膜文件袋中。姑姑寫給愛玲的第一封信所署日期是1979年2月3日，收信地址為洛杉磯好萊塢區的張愛玲寓所。信上說：“我以前也想打聽你的消息，但因有一點顧慮，最近倒是顧慮完全解除”。中國1978年剛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所謂顧慮，應該與政治環境下海外親屬的敏感性有關。姑姑又說：“我最急於想知道，你這廿餘年來的一切，我知道你結婚，而[丈夫]不幸地病故了。這以後你的生活如何維持？”

曾有學者認為姑姑是從宋淇處取得張愛玲的地址，這並不符合事實，因為姑姑1979年便與愛玲重新聯絡上，而1987年姑姑致宋淇信中卻有“素昧平生，冒失上書”以及“尊址是柯靈同志告知”等語。其實，姑姑自己在第一封信中也解釋了地址來源：“今天這地址是你二表姐叫她兒子送來給我的”。張愛玲的二表姐叫黃家珍，《對照記》中有她與張愛玲及另外三個“小蘿蔔頭”的合影。黃家有親屬在台灣，所以黃家珍可能是托親屬從台灣文藝界問得地址的。

同信中，姑姑還告訴愛玲，“KD也仍健在，他比我強健，我是已老態龍鍾了，你看我的字就可看得出，手指不聽指揮。”KD指工程師李開第，即張愛玲在港大讀書時的監護人。1979這一年，喪偶的李開第剛剛得到平反，洗清文革中“幫助外國人經濟侵略”的罪名，並與張茂淵結婚，成了張愛玲的姑父。此時兩人都是78歲，李開第是再婚，姑姑則是第一次步入婚姻。兩位世紀同齡人劫後僥存，決定殘年相互扶持、彼此照顧。

據學者陳子善在<張愛玲未發表的家書>中記載，張愛玲的回信有如下感慨：我真笨，也想找你們，卻找不到，想不到你們還在這個房子住。房子是黃河路上的長江公寓，張愛玲與姑姑10年共同生活的最後居所，她在這裏寫出兩部帶有“光明的尾巴”的作品《十八春》與<小艾>，勉力適應新政權對文藝的要求。

從此，姑姑與張愛玲通信不斷，1979年9月底的一封以姑姑的字跡標明 No. 11，可能表示是第11封來信。因為到這年陰曆八月十九張愛玲虛歲滿六十，所以姑姑專程用快捷的航空郵簡（aerogramme）寫信來賀喜，開頭以張愛玲的小名喚她“煐”。姑姑寫道：“你今年是‘六十大慶’了，過的真快，我心目中你還是一個小孩。”

張愛玲在上海時期的散文<姑姑語錄>裏記載了張茂淵日常生活中的雋語，那些若無其事的幽默令人一讀難忘。或許由於寫信跟說話不同，又或許由於衰老，姑姑晚年的文筆十分平淡，內容除了談自己的起居、戚友的往來，便是關心張愛玲的收入、身體和心境。在另一封信裏，姑姑寫道：我一直對你的生活狀況很不放心，近來好像惡化了，最大問題是睡眠，你一定要設法鎮靜些，獨自一人生活，我也有體會，不過我知道你的思想比我複雜，但周圍既無可深談的人，就得靠自己。她又提醒愛玲，如果打字較省時，不妨用英文來信。

以朗先生告訴我，恢復通訊不久，張愛玲打算給姑姑寄點錢，來信跟宋淇商量數目。宋以朗解釋：“匯少了不合適，匯多了，又擔心政治形勢還會有變化，連累姑姑。”最後商定將當時大陸的人均工資乘以六，給姑姑寄去相當於半年收入的一筆匯款。

哈金曾說，張愛玲是徹底的流亡者。她在《赤地之戀》中讓劉荃選擇回到令他歷盡艱辛的大陸，自己卻選擇一去不返。1982年，北京大學教授樂黛雲轉達作家協會的意願，邀請張愛玲回國訪問，她婉言辭謝，說自己“情形跟一般不同些，在大陸沒什麼牽掛，所以不想回去看看。”其實張愛玲當然牽掛姑姑，她之所以拒絕，可能一方面由於她自從1970年代初已養成深居簡出、回避媒體甚至舊友的習慣；另一方面也可能含有對兩岸對立局勢的現實衡量。宋以朗說：“假如張愛玲高調地訪問大陸，她的書就有可能在台灣被禁。”他進一步指出，台灣是張愛玲最大的市場，她的不少作品基於政治考慮，經過修改才在台灣發表（如<色，戒>），甚至從未拿出來發表（生前有<同學少年都不賤>，身後仍有《小團圓》等）。所以張愛玲一句“沒什麼牽掛”看似灑脫，或許包含難言之隱。

據陳子善披露，張愛玲給姑姑來信並不頻繁，有時半年沒有一封。這當然跟著名的“蟲患”事件有關。1983年秋，完成國語本《海上花》後，張愛玲發現寓所有跳蚤，被迫搬家，後來為了躲跳蚤而住遍洛杉磯市區與城郊的汽車旅館，直到1988年初找到良醫治癒毛病，才得以重新租住公寓。在流徙的三四年間，張愛玲情緒消沉，只跟宋淇夫婦保持通信，從1985年起，連姑姑都無法跟她聯絡上。宋寓的檔案中存有姑姑1987年初寫給宋淇的求助信，語氣懇切而焦急。“可否請先生把愛玲最近的通信址見示，並轉告訴她急速來函，以慰老懷。我已85歲，張姓方面的親人，唯愛玲一人而已。”信件以正楷書寫，無一處塗改，顯然經鄭重滕抄，也不像姑姑顫抖的筆跡，看來是出自姑父李開第之手。

早在1940年代中葉，張愛玲的<傾城之戀>首次改編成舞臺劇上演時，平素不作文章的姑姑也破例寫了兩篇宣傳的稿子支持侄女。到1980年代，她仍然一如既往，關心並維護愛玲的事業。1981年底，上海《文匯月刊》登出題為<張愛玲傳奇>的14頁長文，是1949年後大陸第一篇張愛玲專論，姑姑讀了很欣喜，當即給愛玲寄去一冊。1987年，有研究者在上海謁見李開第，請姑姑書面回答一些關於張愛玲的問題，其中涉及張與胡蘭成的結縭。姑姑忠於愛玲，以自己受西方影響、注重隱私為理由，推說不知，隨即寫信向愛玲報告經過。對於政治時事，姑侄間似乎有儘量不提的默契。1989年風雲變幻，張愛玲當年8月20日的信中只提到一句：“多事之秋，希望日常生活沒太受影響，非常掛念。”

當時姑姑已身患絕症。1991年6月，李開第寫信給張愛玲，劈頭第一句“請你鎮靜，不要激動，報告你一個壞消息。”原來姑姑因乳腺癌擴散到肺部，已於一星期前與世長辭。信中敍述兩年多前西醫已宣告無法治療，李開第請相熟的醫生以蛇毒給藥，自己也盡心服侍，使姑姑“帶病延年了二年三個多月。雖經常覺得頭眩胸悶，我每日給他換膏藥和按摩，總算沒有疼痛的苦。”信的結尾再次強忍哀慟，請愛玲“不要悲傷，身體保重”。此時張愛玲年過七旬，李開第虛齡九十，兩位都是白頭人了。我們不知道張愛玲的回信如何安慰姑父，如何弔唁這位對雙方都是最親的親人。以朗先生出示晚年的姑姑寄給愛玲的幾張相片，有自己的獨照，也有與丈夫的合影，最後一張面容枯槁，迥異於從前飽滿的鵝蛋臉。這些相片張愛玲必定看過，然而在《對照記》裏，她依然這樣寫到姑姑的一幀舊照：“我姑姑，一九四〇末葉。我一九五二年離開大陸的時候她也還是這樣。在我記憶中也永遠是這樣。”在文學世界裏，張愛玲執意要姑姑定格于1940年代，突出她世事洞明、風趣幽默的一面，姑姑的老邁病痛，她並不願讓讀者知道。至於張愛玲自己的晚年，則繼續在民國的上海神遊，儘管那座城市其實早已幾度滄桑，人物全非。隨著姑姑的離世，她切斷了自己在上海最後的牽掛。

（宋以朗的張愛玲博客網址：http://www.zonaeuropa.com/culture）

【附圖多幀，見下頁】

【上圖】張愛玲的姑姑在改革開放後寫給侄女的第一封信（宋以朗提供）

【上圖】姑姑寫給張愛玲的賀壽信。這種航空郵簡按規定不能夾帶信紙，將信寫在郵簡的一面，折疊郵簡黏好，另一面就是信封。（宋以朗提供）

【上圖】姑姑跟張愛玲失去聯絡時，寫信向宋淇求助。（宋以朗提供）

【上圖】李開第1991年寫信給張愛玲報知姑姑噩耗。一年後，張愛玲授權李開第代理其大陸版權，見出她對姑父的信任。（宋以朗提供）

1996年的長江公寓。張愛玲離開上海前的最後一處居所。姑姑和李開第都在長江公寓住到去世。（鄭遠濤攝）

宋以朗的寓所，被一家媒體形容為“藏著張愛玲最後的真相”。（鄭遠濤攝）

張愛玲的姑姑張茂淵晚年留影（宋以朗提供）

張愛玲的姑姑張茂淵、姑父李開第合影。通信中，張愛玲和姑姑都昵稱李開第為KD。（宋以朗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