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時人間) 陳少聰 2005.07.13
這大半輩子以來，與不少名人有過擦肩而過的緣分，但至今依舊教我覺得深為悵惘的，莫過於與張愛玲的一段特殊的際會。雖然事隔三十餘年，張先生辭世也已經十年了，這段因緣至今依然「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也許現在終於到了傾吐的時候了。
一九六九年秋天，我住在加州柏克萊，那時剛從愛荷華大學讀完碩士，開始在加大附設的中國研究所的語文部門打工。本來那裡的資深研究員是莊信正（在莊之前是夏濟安先生），那年莊信正另有他就，他的位子由他舉薦張愛玲接任。張和我兩人當時是語文部門僅有的兩個工作人員。在職位上我應當是她的助理。我們的上司則由加大東亞系的陳世驤教授兼任。陳教授愛才心切，特別把張先生從東岸聘請到所裡來。他因愛惜張愛玲的曠世才情，一心想為張安插個有充分自由的差事，好讓她有精力多創作，並沒仔細考慮過她是否適合做這類學院派的研究性工作。
第一次見到張愛玲是在陳先生為她接風的晚宴上。陪客還有三、四位其他教授。我的全副注意力都聚焦在張的身上，那時期我是不折不扣的「張迷」。她所有著作我沒有不讀的。在她身邊我變得小心翼翼，羞怯乖巧。儘管我的內心萬般希冀著能與她接近，與她溝通，當時我卻連話也不會說，也不敢說。我幾乎聽見自己心底迫切誠摯的呼喊：相信我吧！在我身上你會找到一個真正崇拜你了解你的知音！請放下你自衛的盾牌吧！
那晚張很文雅地周旋於賓客之間。她不主動找人說話，好像總在回答別人的問題。說話時臉上帶著淺淺禮貌性的微笑。她穿著一襲銀灰色帶暗花的絲質旗袍（後來她一直都穿顏色保守的素色旗袍）。那年她四十九歲。身材偏高，十分瘦削。中度長短的鬈髮，看得出是理髮師的成品。她臉上略施了些粉，淡紅的唇膏微透著銀光。她的近視眼度數不淺，以致看人時總是瞇著眼睛，眼光裡彷彿帶著問號，有時讓你不敢確定她是否在看著你。
●
過了不久，陳教授又請了一次客。晚飯後請大家到校園劇場去看美國版的「琵琶記」。在劇院裡，我懷著緊張興奮的心情，坐在她的旁邊。這次她給我的印象與頭次相仿。還是一身素雅的旗袍，淡淡的粉光掩飾著她蒼白的容顏。在中場休息的時間，她從皮包裡拿出了粉鏡，對鏡捋了捋本已一絲不亂的頭髮（後來有一兩次我也曾在大街上瞥見她對著店鋪的玻璃窗捋著她的頭髮）。她的話有限。只記得她說了些有關原本「琵琶記」的作品背景，不知是否因為當時過分緊張興奮，我竟然記不得那次交談的其他內容了。不久之後，張先生開始正式上任了。所裡上班鐘點頗具伸縮性，尤其由於她的「巨星」身分，更有充分的自由安排她的工作時間，反正到年終交得出研究論文來就行。張先生總是過了中午才到，等大家都下班了，她往往還留在辦公室。平日難得有機會與同事見到面，也沒有人去注意她的來去，大家祇是偶然在幽暗的走廊一角驚鴻地瞥見她一閃而過的身影。她經常目不斜視，有時面朝著牆壁，有時朝地板。只聞窸窸窣窣、跌跌沖沖一陣腳步聲，廊裡留下似有似無的淡淡粉香。
那時與我同時在中國研究所打工的研究生還有宋楚瑜和劉大任。宋沉穩持重不苟言笑；劉則尖銳俏皮，言談機鋒。我們閒聊時偶爾不免會提及張先生來去的神秘蹤影。大任曾打趣說：「張愛玲是咱們辦公室的靈魂嘛！」一語雙關，玄妙自在其中。
張先生自從來過陳家兩次之後，就再沒見她出來應酬過。陳先生和夫人再三邀請，她都婉拒了。陳教授儘管熱情好客，也不便勉強，只好偶爾以電話致候。
一九六九年太空人登陸月球那一天，陳教授夫婦開車經過城西的San Pablo大街，湊巧撞見張先生站在路邊，正仰頭瞇眼張望電線桿上的招貼，手裡提著一個大紙盒。陳先生連忙煞車，問她在找什麼，她說在找公共汽車站。她近視得厲害，竟把電線桿當成站牌了。在送她回家的路上，陳先生才弄明白，原來張今天特別趕去買電視機，準備觀看今晚登陸月球的實況轉播。陳先生事後對我們說：「可見張先生對世界大事還是挺感興趣的，我們大家本來還以為她完全不食人間煙火呢？」
●
我和她同一辦公室，在走廊盡頭。開門之後，先是我的辦公園地，再推開一扇門進去，裡面就是她的天下了。我和她之間只隔一層薄板，呼吸咳嗽之聲相聞。她每天大約一點多鐘到達，推開門，朝我微微一粲，一陣煙也似地溜進了裡屋，一整個下午再也難得見她出來。我盡量識相地按捺住自己，不去騷攪她的清靜，但是，身為她的助理，工作上我總不能不對她有所交代。有好幾次我輕輕叩門進去，張先生便立刻靦腆不安地從她的座椅上站了起來，瞇眼看著我，卻又不像看見我，於是我也不自在了起來。她不說話；我只好自說自話。她靜靜地聽我囁囁嚅嚅語焉不詳地說了一會兒，然後神思恍惚答非所問地敷衍了我幾句，我恍恍惚惚懵懵懂懂地點點頭，最後狼狼狽狽地落荒而逃。這類「荒謬劇場」式的演出，彩排了幾次之後，我終於知難而退，沒法再續演下去。魯鈍的我終於漸漸覺悟了這個事實：對於張先生來說，任何一個外人所釋出的善意、恭敬，乃至期望與她溝通的意圖，對她都是一種精神的負擔和心理的壓力。至少那一個時期的她確是如此。
從此我改變了作法。每過幾個星期，我將一疊我做的資料卡用橡皮筋扣好，趁她不在時放在她的桌上，上面加一小字條。除非她主動叫我做什麼，我絕不進去打攪她。結果，她一直堅持著她那貫徹始終的沈寂。在我們「共事」將近一年的日子裡，張先生從來沒對我有過任何吩咐或要求。我交給她的資料她後來用了沒用我也不知道，因為不到一年我就離開加州了。
深悉了她的孤僻之後，為了體恤她的心意，我又採取了一個新的對策：每天接近她到達之時刻，我便索性避開一下，暫時溜到圖書室去找別人閒聊，直到確定她已經平安穩妥地進入了她的孤獨王國之後，才回歸原位。這樣做完全是為了讓她能夠省掉應酬我的力氣。
那陣子剛讀完她的新書《半生緣》不久，接著人家又借給我一部胡蘭成寫的《今生今世》，其中有一章以「民國女子張愛玲」為題，深入地書寫張先生。我讀得過癮極了，但同時又覺得有幾分罪過感，彷彿自己躲在她背後偷窺私密似的。但是胡蘭成的描述真是生動，也更加深了我對張愛玲的了解和尊重。
當時正值加大學生鬧學潮，學生發起的言論自由運動如火如荼，反越戰示威也轟轟烈烈。身為外國學生的我們，總像隔岸觀火。人家搞革命我們湊不進去。自己的國家又遠在天邊……台灣正值白色恐怖高峰期；大陸文化大革命毒焰方興未艾，我們這些外國學生的心態不免陷入惶措鬱悶的低潮，雖然我一向對政治反應遲鈍，然而夾在一批血氣僨張、雄辯滔滔的知識青年當中，難免也感染到周遭的苦悶徬徨。一頭栽進張愛玲的世界，似乎是我個人逃避方法之一。在那段苦悶的歲月裡，她的視野變成了我的世界；她精絕的文字，成了我渴望的麻醉劑。
隔著一層板壁，我聽見她咳嗽，她跌跌沖沖的腳步聲。我是張愛玲週邊一名躡手躡腳的仰慕者。方圓十呎之空間內我們扮演了將近一年的啞劇。我是如此地渴望溝通與相知；而她，卻始終堅守她那輝煌的孤絕與沉寂。
初春時節，柏城路邊的紅梅花開得最是燦爛。有天早晨出門時我順手摘了幾枝。在辦公室舊櫥裡找到一只缺了口的白瓷壺，我把一捧紅梅插了進去，看來居然像日式盆藝。我頗為得意，順手把它放在她的案頭，沒去想過她會如何反應的問題。那幾天我們也沒機會碰面。又過了幾天，聽說她病了。我打了電話去問候，並問她需不需要我為她買什麼藥物之類。她住的公寓在Durant街，距辦公室只有三個街口，我很容易為她效勞，她自然婉拒了。後來我還是不放心，逕自照她所說的症狀到中藥房配了幾副草藥，送去她的公寓。我撳了下門鈴，心裡知道她不會來開門，我把藥包留在門外地下就離開了。
幾天後，張回來上班了。我們中間的門仍掩著。在書桌上我發現了一張寫著「謝謝」的小字條，壓在一小瓶Channel#5香水的下面。我只好嘆息了。真是咫尺天涯啊！我深深感受到沉重的無奈與悲涼。一半為她，一半為我自己，我感到一絲泫然。
我終於徹底醒悟張先生是個徹底與俗世隔絕之人。一幅荒漠的意象在我心底浮現出來：在一片空蕪廣袤的荒漠上，天荒地老，杳無人跡，所見僅僅是地平線盡頭一輪明月，孤零零冷清清地兀自照著，荒漠上只見張踽踽獨行的背影。私底下我曾一再渴望她偶爾回眸，發現有一雙真摯忠誠的目光正追隨著她。這當然是我一廂情願之想，其實張先生早已拂袖奔月去了。
十年前在廣播中聽到張先生辭世的消息，我並不特別驚訝。她辭世的方式，顯然出於她自己的選擇。我覺得早在二十年前她對生存方式的抉擇與後來她辭世的方式如出一轍，前後完全一致。我對她的抉擇，唯有持一分敬意與尊重。
●
不止一次，朋友們都勸我把這段「不遇」之緣寫出來發表，我都搖搖頭，因為一向怕湊熱鬧。況且這段往事是屬於她和我個人之間的「隱私」，潛意識裡我想我寧可將之珍藏於心，唯恐一說出來就會失去了什麼似的。
我怕失去的到底是什麼呀？我問自己，難道怕失去我們從未曾擦亮過的火花？我又不得不笑了。有一年雷驤帶了他的電影工作隊來到柏克萊。他要拍十二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巨擘的紀錄性影片，張愛玲是其中一位。那時她尚在世，住在洛杉磯。雷驤找到我作尋訪舊蹟的嚮導，我義不容辭地充任了一次「白頭宮女話天寶」的角色，帶他們回到城中心2168 Shattuck 街，坐電梯上三樓舊地。指出長廊頂端張愛玲和我的辦公室，指出宋楚瑜工作過的圖書室，劉大任待過的小房間……研究所早已搬到加大校園去了，此地已改為商業寫字間。長廊裡光線亮了許多。一扇扇掩著的門扉後傳出說話的聲息和機器操作聲。
我想起了「辦公室的靈魂」一語，不覺獨自莞爾。走廊上再也聽不到張愛玲跌跌沖沖的腳步聲。那淡淡的粉香，猶似有似無地在廊裡游移飄浮著。
(我的同事张爱玲)
一
关于我的同事张爱玲，我知道的不多。她其他的同事知道的也并不比我多。原因是她几乎从来不见她的同事，包括她的助手。
在柏克莱大学，张爱玲几乎是一个隐形人。这首先与她的体形有关。因为她的体形过于瘦小，在人群中，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她的存在。台湾学者水晶说她像艾米莉，勃朗特。有一次，我和威廉(William Schaefer)坐在安德鲁（Andrew Jones）的车上，饥肠辘辘，在黄昏的车流中，向旧金山一间小啤酒馆奋勇前进。我们谈起张爱玲。安德鲁指着路边走过的一个小老太太说，如果你能见到张爱玲，她就跟她一样。一个平常的老太太，毫不引人注意。
其次，张爱玲喜欢昼伏夜出，刻意地躲开人群。据她的助手、台湾学者陈少聪介绍，张爱玲通常是在下午到办公室，等大家都下班了，她仍留在那里。大家只是偶然在幽暗的走廊一角，瞥见她一闪而过的身影。“她经常目不斜视，有时面朝着墙壁，有时朝地板。只闻悉悉（穴＋卒）（穴＋卒）一阵脚步声，廊里留下似有似无的淡淡粉香。”（陈少聪：《与张爱玲擦肩而过》，《有一道河，从中间流过》，第二O三页，九歌出版社，台北，二OO六年版）
当时的中国研究中心在校外办公，不在紧邻西门的现址。我在柏克莱Down town（市中心）找到她当时的办公楼，是一座数十层的巧克力大厦，就在Bart车站边上，是这座朴素的小城最显赫的建筑之一，并且，据安德鲁介绍，它的显赫地位至少已经维持了二十年。我向陈少聪问询了张爱玲当年办公室的位置。中国中心早已搬到富尔顿街二二二三号（2223 Fulton Street），那里现在变成一座银行。人们进进出出，点钞机决定着每个人的幸福指数。一切迹象显示，这座大楼与张爱玲无关。
陈少聪与张爱玲同在一间办公室办公，只是中间隔了一层薄板。外间是助手的，张爱玲在里间。所以，张爱玲每天不可避免地要与陈少聪打一个照面，她们互相微笑一下，或者点头致意，这种最低限度的交往，是她们每天必须履行的程序。后来，她们连此也嫌麻烦。每天下午张爱玲要来的时候，陈少聪干脆及时地躲开。
“我尽量识相地按捺住自己，不去骚扰她的清静，但是，身为她的助理，工作上我总不能不对她有所交待。有好几次我轻轻叩门进去，张先生便立刻腼腆不安地从她的坐椅上站了起来，眯眼看着我，却又不像看见我，于是我也不自在起来。她不说话；我只好自说自话。她静静地听我嗫嗫嚅嚅语焉不详地说了一会儿，然后神思恍惚答非所问地敷衍了我几句，我恍恍惚惚懵懵懂懂地点点头，最后狼狈地落荒而逃。”（同上书，第二O四页）
二
一九五二年，感到前途渺茫的张爱玲离开上海，只身来到深圳罗湖桥，准备从此进入香港。这里是上海到香港的陆上必经之途。罗湖桥的桥面由粗木铺成，桥的两端分别由中英两方的军、警岗把守。香港警察把入境证拿去检查时，张爱玲和从中国一起出走的人群眼巴巴地长时间等待。在他们的焦急与无奈面前，香港警察不失时机地表现了他们的傲慢。他们若无其事地踱步，心态悠闲。有一名中国士兵见状，走到张爱玲身边，说：“这些人！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不如到背阴处去站着罢。”张爱玲转头看他，那个士兵穿着皱巴巴的制服，满脸孩子气。人们客气地笑了笑，包括张爱玲在内，没人采纳他的建议。她紧紧贴在栅栏上，担心会在另一端入境时掉了队。这是张爱玲最后一次体会来自同胞的温暖。（据司马新：《张爱玲与赖雅》，第六十八页，大地出版社，台北，一九九六年版）那条看不见的边界，从此把张爱玲的生命分为两截。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在她身后，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迅速湮没。
三
如同默片里的人物，张爱玲很少发出声响。即使在办公室，她在与不在几乎没有区别。她把自己视作一件宝贝，秘不示人。她与外界的联系大多通过纸页进行，连电话都很少打。陈少聪说，每过几个星期，她会将一叠她做的资料卡用橡皮筋扣好，趁张爱玲不在的时候，放在她的桌上，上面加小字条。“为了体恤她的心意，我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对策：每天接近她到达之时刻，我便索性避开一下，暂时溜到图书室里去找别人闲聊，直到确定她已经平安稳妥地进入了她的孤独王国之后，才回到自己的座位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让她能够省掉应酬我的力气。”“除非她主动叫我做什么，我绝不进去打搅她。结果，她一直坚持着她那贯彻始终的沉寂。在我们 ‘共事’将近一年的日子里，张先生从来没对我有过任何吩咐或要求。我交给她的资料她后来用了没用我也不知道，因为不到一年我就离开加州了。” （陈少聪：《与张爱玲擦肩而过》，《有一道河，从中间流过》，第二O五、二O四页，九歌出版社，台北，二OO六年版）
对于柏克莱来说，张爱玲即存在，又不存在。这一与现在没有什么不同。现在，二OO六年秋天，在柏克莱，我可以找到她，又找不到她。她在柏克莱大学两年的时间内，完成她的研究工作，并撰写了论文。但很少有人看见过她。我询问过当年在中国研究中心和东语系工作过的教授，并得到印证。一九七一年，张的上司陈世骧去世，张爱玲参加他的葬礼，是她在柏克莱为屈指可数的公开露面。但她只呆了几分钟，就匆匆离去了。对于很多人而言，张爱玲只是一个名字，而不是身体。
张爱玲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字条爱好者。胡兰成第一次去见张爱玲，在上海静安寺路赫德路口一九二号公寓六楼六五室，张爱玲不见，胡只得到她从门洞里递出的一张字条。他已经很幸运了，因为张爱玲连字条都十分吝啬。近三十年后，水晶前往张爱玲在柏克莱的公寓拜访，张爱玲坚持不开门，后来几次打电话，张都不接，最后允诺会给他写张字条，而字条，也终于没有来。
在美国与她书信交往最多的是庄信正，是他介绍张爱玲来柏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就职。庄先生一九六六年在堪萨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初识张爱玲，自一九六九年张爱玲迁居加州，至她辞世的二十多年间，举凡工作、搬家等重要事宜，都托由庄信正代为处理。即使如此，他们的联络也基本依靠书信维系。二OO六年十一月，林文月先生在加州奥克兰她的山中别墅内，把庄信正刚刚在台湾《中国时报》上选发的这些书信拿给我看。分别以《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和《张爱玲与加大“中国研究中心”》为题，在二OO六年九月四、五日，以及十月六日《中国时报》上发表。每次几乎发表一个整版，除原信外，还配有庄先生的笺注。同时还配发了这批信的手稿照片。据庄先生透露，张爱玲使用的信纸通常是白色洋葱皮纸（onionskin），当年主要为打字机用，最后有几封信的用纸是深黄色。或许应该庆幸张爱玲的癖好，她的沉默反而使她的话语得以保留，那些信仿佛尘封已久的老唱片，使我们得以想象和重温她的声音。